这是一篇京津高校学生社团参学兴教寺的笔记，本文作者文学博士张光瀚用详实的史料，为我们描述了兴教寺近现代不平凡的风雨历程。撰写此文正值5月30日，这一天即是中佛协成立的庆祝日，也是兴教寺祖庭的蒙难日。张光瀚在文中悲切叩问：当年在云门，今日在兴教，时间居然是同一天！面对经济法难，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
守卫在玄奘大师塔前(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西安当地对兴教寺的拆迁令是限定在5月30日必须完成的。今天正是5月30日。不知兴教寺是否安然，也不知法师们是否吉祥，作为佛教文化的热爱者，牵肠挂肚的在风雨中巡礼了兴教寺。这次参学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对风雨中兴教寺的印象仍恍如昨天。
5月30是非凡之地的非凡大限
2013年5月30日是非凡的日子，60年前（1953）的今天，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广济寺召开，今天是中佛协成立的日子。
在面临兴教寺法难的今天，回顾中佛协成立之初的历史过程，我们不由得深深感怀：曲江还魂，法难升级。
今天，四众弟子正在庆祝中佛协成立六十周年，兴教寺正在经历管理权的悄然演变。卧佛殿等相关殿堂的施工，已经呈现了“上房揭瓦”的态势。虽然祖庭换瓦人人喊打，但好像并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西安地方的这一做法。
60年前，广东曲江地区乳源县一名中学校长意欲谋夺寺院实体作庙产兴学用，从而引发“云门事件”。60年后的今天，某地方权利机构意欲谋取兴教寺以夺寺兴商。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庙产兴学悄然演变为庙产兴商，且其来势更凶。今天是中佛协成立的庆祝日，也是兴教寺祖庭的蒙难日，当年在云门，今日在兴教，时间居然是同一天！面对经济法难，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
虚云老和尚在1952年底曲江云门事件稍微平定，应北京方面四次电邀，打点行程，离粤赴京。他对弟子说，“时机至矣，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如不成立一有力机构自保，今后恐怕不止一云门事变也！我为佛法故，义当北行。”大众送虚云老和尚出山门，劲风中老和尚前行数步，孑然转身曰：“坐阅五朝四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虚云老和尚到京以后，与政府领导及诸方大德相互磋商，并在老和尚倡议之下，中佛协筹备会于1953年5月30日召开。
60年后的5月30日快到的时候，我跟同学们约好一起到兴教寺参学。西安始终没有放晴，滂沱的雨水漫卷着整个城市。穿过大拆大建的杜曲镇，途经正在开发的华严寺和人面桃花景区，终于，我们见到了风雨飘摇中的兴教寺。
我们先到玄奘大师塔前至诚顶礼，然后相继朝礼了大雄宝殿及前后殿堂。卧佛殿等建筑的脚手架上，从朝至暮，维修换瓦的工人加班加点、风雨无阻。对兴教寺管理权的谋夺，已经从地上转入地下、由“明夺”改为“暗抢”，那是对灵魂的涂污。
雨中兴教寺，处处有泪痕。这座饱经沧桑的千年古刹默默无言，但矗立院中的一通通功德碑，却诉说着兴教寺近现代不平凡的风雨历程。
兴教寺非同一般的佛教信仰地位
护国兴教寺乃长安圣地、相宗祖庭。作为“唯识三祖”玄奘大师、窥基大师、圆测大师归根所在之处，它在佛教界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相传，玄奘大师早悟，儿时即应试度僧，因年幼未果。心愿未达，久徘徊于公门，当被问及为何要出家时，玄奘答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如今，“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已经成为佛弟子的毕生追求！
贞观二年，玄奘大师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求法。西行的第一站即歇息于今兴教寺所在地。西行之路堪称是一条死亡之路，为了取经求法，玄奘大师置生死于度外，“践流沙之漫漫，踄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在生死抉择面前立下了“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半步生”的誓言，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了印度那烂陀寺。
印度中后期，佛教的发展趋势全都归向唯识宗。玄奘大师西行，“遍参大德，唯识建宗，弘扬震旦，两贤受衣，传镫袭明”，将印度唯识十宗的精髓全部带回了中国，使玄奘大师所在之处成为全世界唯识一宗的核心所系，为佛教在中国的弘传和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唐麟德元年二月五日，译完六百卷巨著、劳碌奔波一生的玄奘大师，积劳成疾，圆寂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玄奘法师灵骨安葬于白鹿原。举行葬礼时，“京畿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有三万人寄宿墓旁”，人们对玄奘大师的敬仰爱戴可见一斑！高宗李治为纪念玄奘大师，特下诏于总章二年四月八日将玄奘大师遗骨隆重迁葬于樊川杜曲东南的少陵原畔，即今之兴教寺所在地。
唐代起塔建寺以后，睿宗李旦题寺额“兴教”成为该寺的名字。至民国康有为、蒋介石、程潜、朱子桥、杨虎城等政界要人几乎无一不至兴教寺礼塔拜佛或捐款修葺。
在60年代的印度，几乎每个车站都张贴着玄奘大师背负背夹、内装经卷、手拿雨伞、不分昼夜、艰难行路的形象。在中国，“唐僧取经”更是家喻户晓，没有一位僧人像玄奘大师这样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和这样广泛地受人尊重。玄奘大师的事迹和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佛教界，不畏艰辛、为法忘躯的“玄奘精神”，更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动力和坚强不屈的民族脊梁。
玄奘大师所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位取经人，而是流传于世的所有国家佛教中观和唯识两大轨道之一，所有佛教宗派都策源于此。而玄奘大师的非凡功德，更使作为其遗骨所在的归葬地兴教寺，成为佛弟子心目中的圣地和全世界人民归心的特殊承载地。后来形成的慈恩宗，也以奘、基、测三师为慈恩宗三大祖师。
兴教寺功德碑曾有记云，“此塔院在佛弟子习慈宗者，应视如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麦加、耶教之耶路撒冷……而国运复兴之先声，世界大同之基础，悉在是矣，是不可不记也”。在佛教界还是在文化界，兴教寺都具有无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然而，正是这样一座佛教祖师和文化名士的墓园、佛弟子心目中的圣城圣地，如今却成了谋财牟利者角逐利益过程中的“猎物”，从“违建强拆”到维修换瓦，千年祖庭早已不得安宁。玄奘大师临终遗愿所期望的宁静，已经被商业开发的喧嚣所打破。现时代庙产兴商的法难，是何等的猖狂；而这帮“佛门吸血鬼”，又是何等的歇斯底里！
解放后兴教寺管理权的丧失与回归
解放后，兴教寺的管理权经历了从佛教界到文物界、再重新回归佛教界的两次转移。
1961年，国务院公布兴教寺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任住持的常明老和尚为保护国家文物，想尽办法、不遗余力。由于岁月沧桑、兵火灾荒，不少文物古迹濒于湮灭，常明法师从终南地区许多破落寺院搜集来碑石、佛像、法物等，珍藏于兴教寺，其中，举世罕见的《贝叶经》就是由他抢救和珍藏的。
文革后，1979年长安县文物管理处成立。后又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兴教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香积寺分设文物管理所。文物系统接管兴教寺期间，约1980年前后，兴教寺丢失民国时期制造的约400多公斤重的铜塑阿弥陀佛像，其像后还刻有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母亲等捐资人姓名。
1979年至1980年，县文化局和文管处对全县文物古迹进行第三次普查，此前的1955年，1957年全县还分别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文物普查。1982年，寺院一律交佛教组织和僧人管理。随即撤销在兴教寺、香积寺设的文物管理处。
1982年自兴教寺交僧人管理以来，至1995年底，兴教寺针对唐三藏塔向南倾斜，采取抢救措施，用炸石水泥浆砌塔南护坡，僧人自制水泥砖4000多块，砖铺漫塔基正院。多次装修大殿、经楼，将寺院破旧的土墙更新为一色砖砌围墙，大理石方砖铺漫大遍觉堂、大雄宝殿、经楼、客厅等地面，并修建水塔等。还兴建卧佛殿、铸万年宝鼎、建樱花园、竖立“中日永远友好碑”……
为妥善保护佛教圣物、防患于未然，在方丈常明老和尚带领下，僧人们给寺院设置水龙头、水枪、消防泵；陈列、珍藏文物全部注册登记，并指派专人看管；为了防止虫蛀、霉烂，对于珍藏的经书，每年都要晾晒和药物处理；特别是藏经楼收藏的巴利文《贝叶经》数片，被视为“寺中之宝”，更是妥善保管珍藏；为了宣传兴教寺并用文字形式保存好兴教寺文史资料，寺院还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安兴教寺》一书。
数年来，兴教寺共投筹措资金300多万元，兴建修葺殿宇、僧舍及配备各种设施。至1995年底兴教寺有殿宇、僧舍、客房共计92间，其中仅1982年以来新增建房屋近70余间。终于使兴教寺历史上“殿宇法制，精密庄严”的盛景得以再现。
兴教寺近代护国兴教史及供养人
我们在雨中朝礼了兴教寺历代功德碑及玄奘大师塔，又礼拜了三藏院等。三藏院、法堂及廊坊均系民国建筑。当时，在众多寺院荒凉败废的情况下，何以唯独兴教寺在城南诸佛寺中“当进庄严宏敞，兴教可称第一”呢？在兴教寺的碑记上，我们看到了以下记载，这些记载全面反应了兴教寺的护国兴教史：
一、民国初年，妙法法师住寺，发愿振兴寺院。妙法法师住寺期间，为了要回寺院、复兴兴教寺，为寺院要地，曾打官司并坐班房月余，后终于打赢官司，要回了寺院的地。面对寺院荒凉惨败的景况，他发愿重修，一根椽一根檩地备料，寺地要回后他着手准备着木料，至民国11年（1922）前木料基本备齐，后因资金短缺，迟迟未能修建。
妙阔法师住寺后，睹兴教寺荒境，发愿重修，经多方募资，终于民国11年（1922）修起法堂五楹。民国14年（1925），妙法禅师复回兴教寺住持。在法堂前东西两侧，建起10间廊庑。此后在妙阔法师住持兴教寺的几十年间，历数次修葺和兴建，他都亲自躬身，参与操劳。其中，民国12年（1923），康有为赴兴教寺，写下了“朝饮杜曲酒，夜观樊川月”的诗句，并为题“兴教寺”额，如今挂在大雄宝殿东侧。
二、据康寄遥居士撰写，释太虚书的《重修兴教塔寺记》碑记载，时兴教寺“唯宗风久息，塔寺凋残，自民国初年仅留破屋土窑，见者伤之”。民国19年（1930）秋，朱子桥等赈灾来陕礼塔得舍利，发愿重修，于民国20年（1931）秋动工，一月后修复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及钟、鼓二楼，据塔铭记，这次修葺共用银元1800元。此后，戴季陶、张继等诸居士添修塔亭、围墙、山门等。现存的玄奘、窥基、圆测石刻像就是当时修葺时用善士谭时钦捐的百元请匠工雕刻的。
据董黼丞撰写的《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碑记》载，此次修葺的功德主有：
“朱子桥居士施洋1800元戴季陶居士施洋400元
太虚法师施洋500元月泉法师等各施洋200元
康寄遥居士等各施洋150元
邵力子先生、欧阳渐居士等各施洋100元”……等。
三、1933年慈恩宗佛学院迁址于长安兴教寺，妙阔法师曾宣讲唯识论，学院的开办在陕西佛教界具有开创意义。
四、1934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攻陷辽东，继而发起对上海的攻击，并直逼民国首都南京。时国民政府提议将西安建设成为陪都，戴季陶等前往西安视察，或倡修周武王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后又以其余力倡修护国兴教寺慈恩三藏玄奘大师塔院，以图佛法救正人心、拨乱反治之本原。
当年，玄奘、窥基、圆测均生于盛唐，慈恩义学受三师倡导，如日中天、人心大定，国运兴隆、邻邦莫不倾向。时值国运不昌、塔院荒凉，触目伤怀之际，诸大善士乃积净资，为添僧寮三楹，并建山门、筑院墙、建塔亭，并刻三师像供于亭内。其奘、基二师像，承欧阳竟无居士函示，依唐画钩摹，测师像则相传出于宋之塑像。以上工料合计耗钱2335元。
当时，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应杨虎城之邀，作城南游，详细记述了包括兴教寺在内的樊川及终南山名胜的实况。记载中称，“昨岁朱君子桥以赈灾来陕，乃属五台佛会募资粗事补葺。住持妙阔，实承其事，黄副官怀仁监护工作”。
当时，妙阔法师住持的兴教寺收到了这样的捐赠：
“朱子桥、戴季陶各400元邵力子100元
杨虎城100元陈少白50元
康寄遥20元”等。
五、民国28年（1939），程潜发起建大殿及经楼建议，并“电明中央冠‘护国’二字于兴教寺用”，募修项目有大殿、经楼、山亭及为寺购地。松凌、汪清明所书的《捐资碑》，计有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及陕西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共95人，捐款105006元，公司、工厂、银行捐款22000元，共127006元。另有蒋鼎文施玉佛一尊，又水田12亩。
当时，妙阔法师主持的兴教寺又收到了这样的捐赠：
“蒋中正捐银元10000元，程潜15000元，蒋鼎文太夫人10000元，阎锡山10000元，大华纱厂13000元，朱子桥、石凤翔各5000元。白崇禧、马鸿逵、川陕公司，各2000元。
李宗仁、韩德勤、薛岳、卫立煌、龙云、沈鸿烈、康寄遥、等，各1000。
李汉魂、交通银行等，各500元。
傅作义等，各300元”等。
目前，兴教寺藏经楼还藏有程潜手书唐三藏法师玄奘造的《八识规矩颂》。
一个个名字，凝聚着于烽烟战火中护国兴教、捍卫民族之魂的一颗颗赤诚之心；一块块石碑，记述着一段段兴教寺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艰难求存史。
对当代社会建设及文化复兴所做的非凡贡献
虽然历尽艰辛，新时期的护国兴教寺，在艰难求存的同时也在为当代社会的建设和文化的复兴继续做着非凡的贡献。
195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参访兴教寺。当时周总理曾经询问常明老和尚，重建兴教寺有没有什么困难，但未免给正处于百废待兴阶段的新中国增加负担，常明老和尚顶住压力、苦心经营，农禅并重、自重粮食，基本实现了自养。从1982-1997年，兴教寺共计自筹资金300余万，经过不断建设，终于使古老的寺院布置一新、重新焕发出生机。
此后，从1954年至1995年，先后有缅甸总理吴努、印度外交部长钱达、印度王子、日本京都清水寺大西良庆长老、越南南方民族联盟副主席释墩厚、日本净土宗宗务总长稻刚觉顺、斯里兰卡总理普利马达萨、日本众议院议长稻田一、奈良市市长健田中山郎和香港圣一法师等多位政要和佛教大德参访兴教寺。
1964年，东南亚8国（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老挝、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佛教代表团60多人来长安兴教寺塔，参加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年法会。1966年，常明法师先后随同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韩国、尼泊尔、泰国，并参加了尼泊尔中华寺的奠基仪式。1978年，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作为陕西佛教界唯一代表，随同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参观访问。1982年日本奈良药师寺、兴福寺僧侣70人和中国僧人10人，在兴教寺举行窥基法师圆寂1300年纪念活动。
1984年正值玄奘法师逝世1320周年之际，日本药师寺一行30人用宝函盛玄奘顶骨来中国，沿玄奘取经之路至新疆祭游后来兴教寺，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率众僧迎玄奘头顶骨至寺大雄宝殿诵经纪念，中日僧人巨形隆重纪念法会。1985-1995年，香港圣一法师曾先后数次为重建兴教寺捐款十多万元人民币。
此外，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多次来兴教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陪同前往。赵朴初还多次为兴教寺题额，文化艺术界名人田汉、郑振铎等也曾来寺参观。
据新编《长安县志》载，1981-1989年，兴教寺接待人数70.89万人，其中外宾1.79万人，接待中国游客居全县之首。自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兴教寺参观访问的各方代表团多达数百个。
1991年，唯识宗日本奈良药师寺捐资人民币120万元，本国僧俗捐资10万元，计130万元，兴建卧佛殿。殿内的香樟木卧佛像据四川大足石刻卧佛而造，为雕刻这尊卧佛，常明方丈派人寻买香樟木，聘请雕刻工。仅用樟木就达30多方，以每方2000元的运费从南方运回，运费用去6万元。另外还在卧佛殿前安置万年宝鼎一座，连同石莲底座子达2万元。更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卧佛殿”题额，愈显光辉。
1992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会赠送了400株樱花树栽植兴教寺，并在樱花园中树起“中日友好樱花林纪念碑”，背面写着“公元一九九二年孟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二十周年之际，受川宗央先生为会长的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会赠送樱花树四百株栽植在兴教寺内，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樱花是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象征，愿美丽的樱花永远怒放，让中日友好世代相传”。以上文字已经向我们介绍了樱花园修建的原因和意义，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994年卧佛开光，中日僧尼信徒350余人盛聚大殿。
90年代后新建的、此前在“申遗”中要被拆除的斋堂等建筑，更是十方信众发心集资兴建的。在斋堂门外的功德栏上，布满了发心供养的信众们留下的祝福，数十张字条，无一例外地书写着对“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正法久住、人心向善”的殷殷期盼。这就是兴教寺，一座满载着护国兴教情怀的兴教寺！
贴满了红纸，充盈着祝福（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正因为兴教寺护国兴教的重要作用和特殊地位，所以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居士带头捐资重建兴教寺。重修塔院之后，欧阳竟无居士还特意敬造了三师的像赞，赞曰：
玄奘法师像赞碑
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孑影西征百二八国。
千里跬步僧袛呼栗，但有至心胡夷胡侧。
弘始肯骖门历后冀，竺梵支文斯轨其或。
宝积缘嗇译千三百，常常在来嘶风蹑迹。
圆测法师像赞碑
未龄王孙已齿圣侪，奘门多匠掷水盈怀。
基中其骐测骖其騧，各濬渊衷来经典猜。
唯识瑜伽竺寝支开，南山险邃兴教佳哉。
新罗薪尽杂华歇醅，朗朗人来慧波无涯。
窥基法师像赞碑
英英将种不紫而缁，截流行象横笔吼狮。
开骊勒阁抉惠护逵，立姓朗耀百本葳蕤。
那烂慈恩匪竺匪支，思何渊渊姿何离离。
析薪者奘负荷者基，宗斯仰矣礽如何其。
谁保护护国的兴教寺？
1995年，常明老和尚与樊耀亭发现了法堂前方的两方青石残碑，即兴教寺“四至碑”。在涉及到寺院范围时，碑中记录到，“其寺地四址东至韦村，西至江坡，南至官渠，北至原楞”，“寺内常住置地三顷”，明确记载了兴教寺的范围和面积。
然而如今，企图夺寺兴商的曲江系以及为其张目的砖家学者，竟企图以“违章建筑”之名强行拆除这座承载着千年文化积淀、中外友谊见证、亿万信徒情感与沉重护国使命的寺院。在广大公众的强烈反对之下，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以“原状申遗”的幌子，通过换瓦维修的方式，小碎步、不停步地加紧对玄奘塔管理权的转移。
兴教寺所面临的商业化劫难，时刻牵动着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诚信”问题的理解，也始终牵动着佛弟子对西安、对曲江模式的认知。倘若曲江系一意孤行、无视中央政策和万千民意而倒行逆施，那么他们夺的不只是寺院，更是文化、是功德、是信仰、是外交纽带、是护国情怀！
当国内外信众的心意随风散去，当苦心经营的统一战线就这样被金钱攻势轻而易举地摧毁，当文化和信仰随着“上房揭瓦”而散落一地，商业化后的兴教寺，除了钱之外，将一无所有。当地“以经济斗争为纲”的短视发展策略，总有一天将会把自己导向穷途末路。只是，见了棺材才落泪，为时已晚！
记得先前长安区民族宗教（文物）局局长张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没达成共识前绝不动一砖一瓦”。然而现在，有关部门派去的工人已经“上房揭瓦”好多天了！
这里要问的是：长安区跟兴教寺方面是怎样沟通的？达成了怎样的协议？是单独与宽池法师一人达成协议，还是与兴教寺大众达成了共同协议？僧众人身安全遭到威胁，与此又有什么关系？
协议中是确定兴教寺塔管理权归僧众，还是从动瓦开始，管理权便一步步向长安区转移，甚至于兴教寺获得修善款的同时，便已经放弃了对玄奘大师及其弟子三塔的管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