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藏塔
世界上利润最惊人的不是贩毒、也不是走私，而是权钱交易。
圈地、造景、炒地、卖地。有些地方领导把这套“佛门地产”的运作过程美化为“倒叙法”经营城市，但实际上，它与地产商征地、融资、开发、销售的手段并无二致。兴教寺事件，是升级版的官商勾结、地产寻租，所不同的是，此次的操盘手是官商合体的“红顶商人”，可以进一步撑大权力寻租的空间，“佛教”成了给有关部门招徕钱财的人质，而“申遗”则成了粉饰地产的美名。
官商合体、利益共生
官商合体的组织体系让某些领导可自由穿行于政府官员与董事长身份之间，攫取暴利时是开发商，政策托市时是政府官员。对曲江新区管委会来说，形势不好的时候是政府，形势好的时候则是企业。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曲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控制曲文投，在管理层实现了政商对接，巨额资产可以直接划拨。
在政府与开发商形式切割、实则抱团的安全色保护之下，他们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将政策和资源从左手转移到右手。官商勾结合体所能攫取的巨大利益，才是兴教寺事件中有关部门敢于夺寺驱僧、抗衡中央、倒行逆施的原动力。
权力垄断、监管真空
官方资料显示，局级建制、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曲江新区管委会拥有教育、卫生、旅游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却没有人大和政协。这意味着，管委会拥有很大的自由量裁权，可以“从上到下一个章子管到底”，但其内控监督机制却一片空白。该机构的上级部门、控股公司与管委会本身已经结成了一个无人监管、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
2010年西安政府机构改革，催生了文物、宗教杂交的怪胎——长安区宗教文物局。文物、宗教部门的相互制衡被偷换为文物局一家独大，佛教界在宗教事务上的发言权被隐性剥夺。
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之下，权力膨胀、监管抽离的“曲江模式”想要依法运行，难道靠的是道德自律吗?
挟持佛教、粉饰地产
“曲江样板”的“独到之处”，在于借“宗教”的尸、还“地产”的魂。以冒名顶替的景区包围法门寺，伪造逼真的财神文化景区替代真正的财神庙，拆除真兴教寺、兴建假芙蓉园。炮制GCP(国内文化总值)之名，掩盖一味追求GDP之实。
于是“申遗”成了粉饰驱僧夺寺恶行最完美的幌子，挟佛以敛财，挟“国际社会”以自重，名为保护实则毁灭，高举文化大旗切断文化之根。真遗产轰然倒地，假古董拔地而起;文物是地产的配角，遗址是地产的道具。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发地产财、喝佛门血，不仅是一场官商勾结的狂欢盛宴，更是信仰的灾难、文化的灾难、人民的灾难。
威胁恐吓形成共识
对于可能威胁自己财路的人，曲江向来是不惮于斩断其生路的。为确保挟佛敛财模式的顺利运转，有关部门先后对敢于提出异议的兴教寺僧团、正义学者和媒体实行了强制禁言、删贴删文、断网断电、通讯监控等系列“干预措施”。他们用“谁影响曲江敛财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威胁恐吓手段维护少数人的不正当既得利益，并呼吁被侮辱与损害的广大民众“保持克制、形成共识”。
诚然，发展经济需要共识，尊重信仰也需要共识，“中国梦”的起飞更需要共识。但这共识，应该包含有佛教教化功能的正常发挥、对社会生产力的真正促进，以及社会对信仰的充分敬畏和尊重，更应包含有关部门“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这一题中之义。
曲江式的“共识平台”，除为大限将至的强拆造势铺路外，只能让良善者痛、贪腐者快，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一再绝望。这，绝不是共识!奉劝有关部门及个别领导，一味盯住利益与政绩的同时，也稍稍聆听人民的呼声：当成千上万的声音已经汇集成为“护兴教寺千秋功臣、拆兴教寺千古罪人”的“共识”的时候，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如自己所标榜的一样，尊重信仰、顺应民意，让政府公信力重新回归，让千年祖庭安然无恙?（供稿人 关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