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寺墙上中佛协的申明已消失
僧人学习的宁静能否还在?
距离5月30日大限已经只有一周的时间了，据微博上网友反映，兴教寺墙上中佛协的声明已经被人撕掉。保护兴教寺迫在眉睫!在这个多事之春，兴教寺的安危日夜牵挂着每一位佛子和关心传统文化、崇敬玄奘大师的人们。
起建于唐总章二年(669)的兴教寺，本因高宗日夜望白鹿原，思慕已逝的玄奘大师，故将玄奘灵骨移葬于少陵原畔，并建灵塔，名“大遍觉”，又建寺，名“兴教”
兴教寺为护持玄奘大师灵塔而建。大师一生，舍身忘躯，乘危远迈，杖策孤征。而天竺学成，虽有功名荣禄可享，毅然不舍故园，万里归国，集贤译经，开宗弘教，启兹后学，可谓“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只千古而无对”的民族脊梁。
玄奘大师的不朽精神是兴教寺之魂，是一代代兴教寺僧恩报国土，心系苍生的无上典范。无论是风雨飘摇时还是盛世和平时，佛弟子的爱国情怀从来都是佛陀本怀的延续。
从寺院诞生之日起，塔寺形影相吊，一路走过千年，期间寺院屡历兴衰，曾有“塔无主，寺无僧，游者伤目”，“败垣惊变相，残碣绣苔痕”的荒凉，也有“殿宇法制，精密庄严”的兴盛，而慈恩三塔成为寺院中唯一屹立千年而不倒的圣物。
民国时期兴教寺得到了前后五次的保护和修葺。其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党朱子桥将军于陕西赈灾期间，捐资修缮兴教寺及寺塔，并雕刻玄奘、窥基、圆测像。民国二十八年(1939)，抗战期间，国民党元老程潜将军再次倡议修葺兴教寺，并电明中央，在兴教寺前冠“护国”二字，以示护卫国家，振兴佛教之愿景。后得政府批准，兴教寺正式更名为“护国兴教寺”。
当时倡议修寺的还有国民党中常委张继，并在国民党内进行募捐，上至蒋中正、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等要员都悉数解囊，“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拨□反治之本原也”，联合信众捐款共同修建了大雄宝殿、藏经楼、山亭、山门、僧寮、院墙等建筑，共耗资127006圆。
伴随着寺院修复的正是西安地区的佛教复兴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康寄遥居士和杨虎城将军邀请太虚法师来陕西讲学，开慈恩宗寺创立大会，太虚大师被选为宗长，兴教寺住持妙阔法师担任副宗长。太虚法师大力弘扬法相唯识学，使西安佛教界出现了自唐末以来少有的崭新气象。妙阔法师和康寄遥，朱子桥居士积极在慈恩寺创办慈恩学堂，后来迁到兴教寺进行办学，这成为民国时期陕西佛教振兴历程中最为光辉的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佛教界以民族大义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战活动。民国二十六年(1937)，妙阔法师发表抗日声明，谴责日寇侵华罪行，呼吁人民和僧伽应积极参加抗战。8月12日，康寄遥发表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主张佛教徒应该以佛教教义，积极参与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活动。后来又出版刊物，组织佛光纺织厂，为抗战提供布匹等。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兴教寺曾多次举行过护国息灾法会等佛事活动，祈祷抗倭战争胜利，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康寄遥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也尽力为之。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他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曾兴办百善成就会，社内还附设有医药室及育幼园、贫儿园等，收容各地孤儿;与佛教会合办难民收容所，收容大批难民;灾荒年份，还经常派人到灾区施粥饭、施种子。
妙阔法师和诸位居士的爱国义举，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也成为西安佛教复兴的重要原因，最终使兴教寺成为民国时期西安南郊最为严整宏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寺院。
建国以后，且不论兴教寺作为慈恩祖庭，在弘扬玄奘精神、世界佛教交流和外交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重大影响，仅仅是寺院僧团在经历了种种社会变革后依然守护祖庭，护卫祖塔的行为，便是玄奘大师爱国精神的最佳延续和佛子报国土恩、众生恩的实际行动。
经历过抗日战争、灾荒年份、新中国伊始的百废待兴与和平时代的发展，无论是“上马杀贼”，还是“下马念佛”，兴教寺无不倾尽全力实践其护国本分。然而，这样一座承载民族精神的祖庭，护国的使命就要在2013年5月30日走到尽头了吗?
“鞠躬尽瘁”是本分所在，但“死而后已”不是心愿。佛教度化众生的悲愿是“众生无尽愿无尽”，如果有尽头，除非业尽。“百年易尽，五福难常，命川流而电逝，业地久而天长”，业有多久，兴教寺的关怀就该有多远。
说千道万，大限将近，这场灵魂与利益的博弈，到底谁能胜出?
李克强总理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今日若不触及曲江系这一小撮人的利益，明天中华民族的灵魂将无处安放。
“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