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当我们循着70多年前第一个遍游海南岛的中国人的足迹，前往一些并非旅游热门地的城镇，体验不曾关注过的生活方式，我们发现了挖掘旅行乐趣的四种途径——像新一代“候鸟人”那样，在人最多的地方寻找一片净土；像穿越热带雨林的自驾者一样，在艰险的环境中收获一份闲适；像呷着老爸茶的海口人，在别人忽视的角落里独品一份乐趣；或者像超然的“熟黎”，在遗失的历史中找到自足。
到海南旅游，最奢侈的事情不是吃海鲜大餐，不是入住五星级酒店，而是在风和日丽的下午独享一片海滩
发现游客视野之外的海南
对很多游客来说，海南就是以三亚为代表的椰海风光，其他地方都在视野之外，就算偶有涉及，多半也是匆匆而过。其实，在海南一些尚未被旅游狂潮淹没的地方，常能看到令人羡慕的恬淡从容，比如在骑楼里喝着老爸茶的海口人，比如住在火山岩房子里的阿婆，比如在洋浦的古盐田用千百年不变的方法晒盐取盐的老盐工。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全境处于热带的省份，海南有着最为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找一片雨林“宅”下，是一种旅居新时尚
骑楼里的安静时光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骑楼，虽然墙体斑驳陆离，不如厦门、汕头等地的美观，但比包括广州上下九路在内的许多骑楼群都要庞大，底下人来人往，没有日晒雨淋之虞。一个戴着越南笠、穿着防水靴的中年妇女挑着一担热带水果，往楼群里走去，络绎不绝的人群仿佛给她加添了许多信心，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往骑楼外看去，椰子树整齐有序地站立在道路两旁，斑马线的这头和那头都聚集了一大批骑摩托车的人。西洋风格的暗红色钟楼耸立在海甸河边，看着渔船划过这片平静的内海，驶向更加广阔的海域。这就是海口。
比起满街的紫荆花和黄槐花，骑楼老街更能体现海口市的独特之处。这片号称中国最大规模的骑楼群，蕴藏着当地历史演化的文化密码。海口，古称琼山，自北宋开埠以来，便是海南岛连接大陆和海外的重要港口，汇聚了海南话、儋州话、临高话、白话、军话、客家话、闽南话等多种语言，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也是海南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如今，这些八方来客的后代，都在海口骑楼老街留有古老而又鲜活的人文痕迹。
旅游业方面的数字差距，带来一种普遍的焦虑和审美上的迷失。在海南，三亚的成功，对其他滨海城市有着榜样般的力量。海口人并没把骑楼老街太当回事，拥有阳光海滩、豪华别墅和高尔夫球场的三亚是他们的主要模仿对象。所以当这片老街获得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称号时，海口人表示难以理解，“海口骑楼有什么呀？”“海口骑楼还能获奖？”“这个奖的层次是不是太低了？”当地媒体这样记录着获奖消息传开时当地人的反应。
向骑楼深处走去，我们能看到海口鲜活的市井生活，有卖衣服鞋帽的，有卖日杂五金的，专门给过世老人画黑白肖像的，出售各种热带观赏鱼的……解放西路的小吃一条街飘着卤肉和猪脚饭的香味。拐入位于新民东路的东门市场，景象更为壮观，各式海产品码得整整齐齐，被剖开晒干的深海鱼露着一点“狰狞”，这里还有各式野味和海鲜出售。
在儋州的中和古镇上，至今仍然有人制售草鞋
转入与东门市场仅隔几条街巷的人和坊，空气仿佛一下子安静下来，弯弯曲曲的道路一尘不染，漫步其间感觉非常舒服。一些老人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背后的大门上插着两束已经干枯了的艾草，偶尔有贪玩的孩子追逐而过。在偌大的骑楼群里，像这般静谧的街巷还有很多，随便选一条走进去，都可以漫无目的地逛上一两个小时，颇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意。
当我们出现在这些街巷的时候，当地人和我们都对彼此感到新鲜。“你们是游客？大陆来的？”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进入海南许多非“旅游胜地”时还将出现多次，尤其是昌江、东方一带。“大陆”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在这里只是一个相对海岛的日常称谓。类似的叫法还有“小弟”、“小妹”、“阿妹”等，用来称呼年轻的男性和女性。“你们那儿没有这个东西吗？”“小弟，你那个相机很贵吧？要五千块吗？”“小弟，你们拍这个做什么？”显然，他们也对大陆来客充满了兴趣。
海口自北宋开埠以来，便是海南岛连接大陆和海外的重要港口，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的骑楼老街，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骑楼群，蕴藏着海口历史演化的文化密码。
七十多年前，一个叫田曙岚的旅行家骑着一辆自行车，开始了中国人的首次环海南之旅，记录下了琼崖故地的风土人情。海口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反差，文昌的众多咖啡屋和穿着西装打柴的村民，只穿桶裙、不穿裤子的黎人，澄迈一种叫“迓军”的迎神活动，以及各地好奇、热情的土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借他的笔打动了很多读者。他曾在书中写道，西线各地的村民对从未见过的自行车备感新鲜，甚至跟着他走了好几里海边沙地，只为看他骑车。今天，开车或骑着自行车环游海南岛已经成为一种旅行潮流，海南的经济也较之以前进步了许多，但是古风犹存，这在我们接下来的海南之行中得到了无数次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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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文化的“飞地”
与担忧“海口被海南游抛弃”的年轻人不同，年长者多半显得怡然自得。他们穿着宽大的衣服，趿着拖鞋，到市集买菜，或是在巷子拐弯处的小庙上一炷香，然后和几个老友去喝老爸茶，要不就是到江边简单搭着遮雨棚的麻将馆里打一天麻将——每张麻将桌20元，时间不限。海南四季如春，就算冬天打通宵麻将也不怎么冷。
入夜以后，离海口市政府不远的八灶街是最热闹的地方。这条长不足600米、有着250多年历史的街道，汇聚了当地最有名的十几家牛肉餐馆，其中以牛尾、牛鞭最受欢迎。切一斤牛肉或牛杂，再来一根牛鞭，倒入热腾腾的锅中，一晚上的闲谈就可以开始了。若是客人多些，就单独要一份四五斤重、连着牛尾的骨头架子，也够吃了。据说海南人有不少是从福建移民过来的，跟泉州人、潮汕人一样热衷于牛肉小吃，或许是证据之一。仔细倾听，会发现海南不少县市的发音跟闽南话、莆仙话有点接近——在语言学里，海南话向来被视为闽方言的一种。当年，环游海南的田曙岚曾跟一个海口人分别用国语和土话念了几首古诗，感觉“如此音韵，真不知距国音有若干里矣”。看他的记载，那个海口人说的口音很接近闽南话。
在海南各处行走的时候，我始终有种感觉，而且愈来愈强烈：海南像是闽文化的一块“飞地”，虽然隔着数百海里和一个广东省，却在许多传统习俗上暗暗吻合。
比如对郡望堂号的铭记。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发生“永嘉之乱”，大量士族跟随晋元帝渡江南逃，史称“衣冠南渡”。这些流落南方的士族为了表示不忘根本，往往在建筑物和门口的灯笼上标明自己是来自哪个郡县、哪个望族的，福建的晋江和洛阳桥便是因此得名。类似的大规模移民在唐末、南宋末年都发生过，而迁徙路线也从由中原到江南，变成了由福建到潮汕、雷州一带，再到海南岛。跟家眷、财产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语言和传统。在海口的符氏大厦，我们看到了“琅琊郡”的字样，儋州市中和镇的一些人家则在门楣上标明自己祖上是“颖川郡”的，文昌市的邢氏多来自“河间郡”——“义理传家显望族”是他们不敢忘却的祖训。
再如对鬼神和祖先的普遍崇拜。在海南北部地区，尤其是海口老城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墙外边安放着一个用来敬拜老天爷的“敬天香”，香火不断。有些人家无法在墙上安放，便把香插在墙角、柱子底下。每条小巷里都会有一个小庙、几座祠堂，庙里供奉的除了土地爷，最为常见的是从福建莆田流传过来的妈祖形象——在中国沿海受到普遍崇拜的海上保护神。
海口一条安静的小巷里，墙上刻着“福绥梓里”字样。偷得浮生半日闲，在这样的小巷闲逛，是种福气
在宋庆龄的故乡文昌市，人们也像闽南人、潮汕人一样喜欢下南洋、穿西装、建有南洋风格的小楼房，收获的椰子也多运往江门、厦门等侨乡出售……
在以汉人为主的海南省北部，我们能发现许多类似的信号。当然，最直接的证据还是当地人的族谱。在中和古镇上长期照料“太婆庙”(当地人对岭南保护神冼夫人的称呼)的吕老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祖上是福州的；在离洋浦经济开发区不远的古盐田晒盐的谭先生，知道跟他一起晒盐的村民都是原籍莆田，至于是哪一朝哪一代搬到这里来的，却已经无从查起了；开出租车的三亚人林大哥能听懂闽南话，他告诉我们，他祖上是福建人，但无法确定是不是闽南地区的。
在这些现代海南人身上，有着多重元素的痕迹，有些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多半是秉承于他们的先人。相比之下，苏东坡、赵鼎、李光等被贬至此的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对海南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微弱，尽管海南人在苏东坡的影响下走出了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进士。
海南在古代是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与关外、西南地区等同为流放之地。苏东坡一生数次被贬，最远的一次便是贬到广东，先是惠阳(今广东惠州)，后来对头看他过得还算惬意(苏东坡在此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于是设计把他贬到了海南岛，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前，年逾六旬的苏东坡是十分悲观的，用近乎绝望的语气给朋友写信：“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即葬于海外。”好在广东的文人和官僚对他十分友好，在和海南岛的“南蛮”共处的三年里，苏东坡也找到了许多生活乐趣——研究美食，四处采药，与当地文人吟诗作对。澄迈一带的老人普遍长寿，这也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和启发。变得超然的苏东坡，挑了陶潜未被和过的十五首诗来和，并说：“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很难说是苏东坡教化了海南人，还是海南人改变了苏东坡，要不他也不会在离开海南的时候发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感慨。至少在《食蚝》一文中，他已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海南老人形象了：“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东坡书院里的钦帅泉，据说挖于明朝万历年间，打上来的泉水清澈甘洌，“可酿苏酒，用调商羹”
槟榔与老爸茶
“槟榔越嚼越有劲，这口出来那口进。”“养妻活崽，柴米油盐；待人接客，槟榔香烟。”如果要我挑选最能代表海南特色的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槟榔。
不管汉人，还是黎人、苗人，从海口到琼中，从东方到三亚，海南几乎是无处、无人不吃槟榔。吃槟榔在海南发展成了一种习俗：客人来了，要敬槟榔，上门提亲，要送槟榔，路上遇见，互赠槟榔。曾经有客人因为没被主人敬奉槟榔而翻脸，田曙岚曾记载了在三亚旧府看到的一个“奇观”：有人打架斗殴，来找政府评理，告状的一进门先给所有人敬一圈槟榔，连陌生人也不例外；一会儿被告也来了，进门后也是先给大家敬槟榔——真是“无槟榔不为礼也”。
吃槟榔是个很奇妙的过程：包着蒌叶和贝壳粉的生槟榔刚入口的时候非常涩，你会感觉嘴巴像是一下子被吸干了水分，整个儿缩成一团，这时候不要着急吐掉，再嚼几口，吐掉汁水即可；接下来便会渐入佳境，先是感觉脸颊发烫，接着手脚微微发热，胸口发闷，像是压了一床厚被子，但不至于呼吸困难；再过一会儿，胸闷的感觉逐渐消退，觉得脑袋略略发晕，像是喝了几杯高度白酒似的微醉了，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这东西吃得多了，不免上瘾。当街出售的槟榔一颗一块钱，每颗能切成三四瓣，一次吃一瓣就够了。好些人一天能吃上十块钱，一天的时光在微醉的感觉中很快就过去了。
吃槟榔时吐出来的汁水通常是鲜红的，难以清洗，所以经常招致媒体的批评，但是海南人“屡教不改”。和充满争议的槟榔相比，同样具有海南特色的“老爸茶”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温馨。
老爸茶是海南的特色茶文化，因为过去聚在一起喝一整天茶的通常是一些老年人，于是得了这么个名字。茶的品质很平常，通常是一把绿茶或红茶末，但是来喝茶的人意不在此，他们要找的是一种闲适。几个老伙计，每人花上两三块钱，便可以无限续杯地泡上一整天，饿了，茶馆里有各种精美的小吃：腌面，番薯汤，猪血杂拌，木薯煎米果，鹌鹑蛋煮白木耳……绝不会让饥渴搅了大家的聊兴。
茶馆也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刚从报上看来的国际新闻，自家孩子的婚姻大事，关公千里走单骑，巷口新开的一家大排档……都可以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说到精彩或激动的地方，邻桌也会忍不住来插上两句。
也有喜欢安静的茶客，挑个角落静静地看报，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老爸茶就是这样，你就算不点东西在茶馆里睡上一天，伙计也不会过来催你，等睡足了，叫一声“小弟”，又会有人欢快地过来给你续水了。茶馆里的淡淡清香，好像霎时弥漫了整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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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带着3000年历史前行
槟榔谷中一位伸手致意的黎族阿婆。小碎花装饰的头巾，银耳环边上巨大的耳洞，正在挑绣的黎锦，以及脸上一道道代表部落符号的文身，她身上有着太多作为黎族人的印记
海南的少数民族汉化得很厉害，这让当地文人和许多人类学者颇感遗憾。其实，行走在五指山地区，藉由黎人动听的鼻箫、不愿舍弃的头巾、代代传承的纺织技术，以及每年的三三节、嬉水节，我们能隐约感受到这个民族在数千年文明积淀下的勃勃生机。
生黎与熟黎
五指山是海南第一高山，在三亚异军突起之前，一直是海南岛的象征，被视为海南的必游之地。这个位于海岛中部的庞大山脉，也是海南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全国120多万黎族人大半生活于此。
在琼中境内、万泉河上游，有一片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罕见的天然石臼。每天清晨，附近农场的黎族妇女便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洗头洗衣服
五指山脚下的水满乡，居民基本上都是黎族和苗族人，村落依据民族的不同简单地称做黎村、苗村。乡里只有一户汉人，据说祖上是清末时随抗法名将冯子材一同入琼抚黎的广西士兵，因患病滞留此地，后来便在此结婚定居。
途中偶遇一位姓吴的退休老师，是黎族人，据他介绍，无论是黎族还是苗族村民，基本搬进了砖瓦房，至于民族服饰，除非重大节日，否则是不穿的，平时能够区分彼此的主要方式还是语言，“要看原始村落，得去初保村。”
当地很多人向我推荐初保村，而在东方市，人们会推荐白查村，在乐东县，则是扎灶村。海南中南部的每个县市都会有一两个黎族村落因为位置偏远而作为原始生活的见证存留下来。与汉化的“熟黎”相对，这些还保留着黎族传统的村民被称为“生黎”。人类学者和旅游专家试图赶在他们汉化之前做些保护工作，所谓保护，通常是给予他们一些经济补助，或是在附近建个新村，将他们整体搬迁过去，以保留原来的建筑风貌。
“不搬走还好，一搬过去，原来的房子没人照顾，一年不到就基本上塌了。”说到对黎族原始村落的保护，五指山市的一位文化工作者感觉有些痛心。“有时候我们搞活动，要到琼中那一带去请少数民族，那边更穷一些，有些东西和习俗还保留着。”
相比之下，身为“熟黎”的吴老师对种种变化显得乐观许多。“原始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们去市里，有了汽车就快多了，我也没见过哪个喜欢原始文化的人是走路过来的。现在对原始东西的追求，并不是因为原来的东西有多好，而是我们对现在有太多失望。游客来了，看了，感慨一番，然后呢？最后不也坐着汽车回去了吗？总不能允许汉人现代化，却不允许黎人汉化吧？”
千年黎锦
行走在许多黎族人聚居的村落，感觉跟汉人的乡镇没有多大区别，除去个别墙壁上还涂有代表黎族风情的符号之外，唯一能提醒我们这里是黎族村的事物，是老年妇女头上的彩巾——著名的黎锦的一种，黎族人以此作为已婚妇女的标识。
黎锦的颜色明快，构图大胆，其中，菱形图案是基本的构图元素
与略显朴素的上衣不同，她们的头巾以红、黄、绿几色交织而成，常见的是菱形、三角形等几何条纹，有的还会绣上几朵木棉花。木棉是黎族纺织的主要原料之一，这种雄壮魁梧的植物，在黎族人眼中是家庭兴旺的象征。
黎锦真正令我们惊艳的，是桶裙、摇兜，它们的颜色更加艳丽，图案也更加丰富：红色长布上排着一列又一列的青蛙图案，蓝、黄、绿、玫红等颜色有规律地交错出现；黑色的底布上绣着一条龙船，下面有几条大鱼游过，空中飞着一群不知名的鸟雀，古朴中透着点童趣。还有的黎锦上锈满了人物，最上面是一排手持长矛的“红色娘子军”，中间的人双肩高耸，仿佛正在跳舞的青年，底下则是一排双手叉腰的赳赳武夫。黎锦以菱形为基本单元，由此组合出凤凰、蝴蝶、蜜蜂、水鹿、谷物丰收、民族婚礼等复杂多变的图形，人物造型大胆、夸张，整体弥漫着一种热情奔放的浪漫色彩。
黎族的纺织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文献记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黎锦也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相传元朝黄道婆在改进纺织技术时便借鉴了黎锦的制作工艺。黎族人至今仍在沿用几千年前的技术纺染织绣，就像有些黎族人还在屋内用三块大石头砌着简单的灶。因为千年不变，它被称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现在黎族人常织的头巾、桶裙、摇兜等，除了少部分留做家用，更多的是卖给三亚的商家。这些色彩鲜艳、富有浪漫色彩的手工艺品颇受游客喜爱。尽管前来收购的商家常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织布的老人已经十分满意了，毕竟，传统工艺不再被年轻人视为落后的象征，本来担心失传的技艺也因为有了经济利益而得以延续下去，而不至于像文身一样，在1949年以后便几乎断代了，只在老一辈身上还有所存留。
席地而坐的黎族老人正在织布
黎族文身被人类学者誉为“人体上的敦煌壁画”，见过它的人会经久难忘：黑色的线条在脸上纵横，下巴上也密密地布着几道，像是用炭划过一般，有些则像是被密密麻麻的大头针扎过，遍及四肢。按照老人的说法，女孩子要是不“打登”(黎语，指文身)，死后是无法到祖宗那儿报到的。在我们看来差别不大的文身，对于黎族人来说有着特殊含义，这跟他们的服饰一样，是区别于其他支系和部落的重要标志。
